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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还在那儿沧桑地耸立着。他的确像上了年纪的一位老人。椽子已开始朽烂，房梁已开始裂缝，墙壁已开始倾斜，地下已是老鼠的天下，到处是鼠洞和它们辛勤刨出来的黑土;院子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艾蒿。走进院落让人恍若是来到了一个荒岛上，有点恐怖。
然而，这里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浇铸在我心魂里。就是这院老屋，奶奶住过，父亲母亲住过，哥哥住过，弟弟住过，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全都在这儿住过。我就是从这院老屋里走出来，走进了永登小城，然后一直走进了人生的暮年。
老屋年轻的时候也是我们家人气最旺的时候。四世同堂，红火异常，孩子的哭叫声，父母的嬉笑声，大人们劳动回来疲惫的呻吟声，伴着鸡猪狗羊的鸣叫声，整个老屋的院子里就像上演着一出秦腔大戏《农家乐》。
在我记事时，奶奶就是一个头发斑白的尕老婆，小脚，伛偻着腰，到她去世时我已经20岁，她仍然是那样一个精干而又勤劳的尕老婆。她嫁了两家，前一家育有三个儿女，她嫁过来时将最小的女儿带到了我们康家，狠心的爷爷用一大碗鸦片将小姑姑卖给了一位河南的人贩子，那年她才10岁。母女俩生离死别时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至今仿佛还在我耳畔回响。她一生除了辛勤的劳作外，还要忍受胃病的长期折磨。当胃病发作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别人用膝盖在她的脊梁上使劲挤压，这样疼痛就会缓解一阵，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跟奶奶睡在一个炕上，我便成了奶奶的“外科医生”。她一辈子没有吃过一片药。那时家里常年吃得是玉米红薯等救济粮，时间长了，我实在难以下咽，奶奶把饭递到我手上，像哄小娃娃一样，抚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娃，你吃饱，粗了粗你吃饱!它也是养人的五谷啊!”奶奶在她生命的70多个岁月里只走过三个小村庄，一个是她的娘家，一个是她的前夫之家，另一个就是我们康家，用脚步丈量完三个家也不过30里路，这就是奶奶全部的生命旅程。奶奶是胃病发作时死的，她临咽气时头前还放半碗玉米面馓饭和半碗冰水——那时候就连一碗开水都不能按时喝上。
我的父亲是个不知疲惫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冬天他去拾大粪，辛勤地去积垫肥料，以期能用它多换回一些工分。白天他忙乎在田里，常常是一身泥水一身汗。在我们一家人几乎活不下去那些年月里，他东奔西跑去借粮，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大麦、青稞、洋芋、萝卜，只要是养人的东西他都要，来年又用优质小麦偿还。他一辈子的神圣职责就是养活自己的儿女。他最高兴的是过年。除夕之夜，我们都守候在土炕上等待他给我们发年钱(我们这里不叫压岁钱)。这时候他大概才感受到做父亲的伟大与豪迈，他郑重地打开终年揣在怀里的油渍渍的钱包，其实里面总共装着也还不到十元钱，他给我们兄弟姊妹每人一枚五分钢币，还异常严肃告诉我们：要好好花这些钱，千万不可卖糖吃。似乎他给我们的不是五分钱，而是一块能办大事的金元宝。
我的哥哥是从这个老屋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他小的时候，经常被生产队派到外头去打零工，多半时间是跟着那些经验丰富的木工，替他们背背工具，看看工地，送送饭菜。一次放学后我经过杨家场，突然发现哥哥正在给李家做盖房子的木工活，我走过去问：“你的师傅呢?”哥说：“我就是师傅啊，你小子还小看我呢!”这时我才明白：哥哥已经成了能够独立揽活的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工了。在一个风狂雨骤的早晨，他给生病的父亲请来了医生，输了药，又叮嘱几句就出去了。这一转身的背影却成了他给我的最后记忆：下午，一场惨烈的车祸将他送上了不归路。
弟弟也是从这个老屋里走出去的。清苦的日子里，一家人只喝玉米面拌汤，一日三餐只喝得胃如刀剜，面容青紫，憔悴如木。弟弟用黑瓷大碗盛满只有少许面粉的绿糊糊就蹲在台阶上呼呼地喝起来，“老三篇”的三大碗汤水灌进肚子里，肚皮儿有点膨胀，可胃里还是“挖”得厉害。弟弟满头大汗地站起来，往锅里望了一眼，已经不多了，让给别人去喝吧，于是放下碗心犹未尽地走了。饥饿逼赶着弟弟当兵去了，他当兵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吃饱肚子。饥饿让他早早懂得了好多。在文革时期只读过初中的弟弟居然奋斗成了一个副师级干部。弟弟每次回家，凝望着的老屋苍郁的容颜，感慨万千，泪流满面。
老屋，我的老屋，你是我们生命的船，把我们从凶兽出没的荒岛上，乘风破浪地送到人烟阜盛的闹市里;你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教我们知道了人是什么;你是一片记载着生命四季嬗变的树叶，永恒地活在家人心魂中。老屋，我的老屋，你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我生命的起点从你怀抱里开始，但愿我生命的终点，也在你温馨的怀抱里安详地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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